【文化數據 Cultural Data｜講座詳記】圓桌論壇 Roundtable
● 邱俊達 ── 先做一個簡單的回顧，剛剛芝宇報告時好像經歷兩種時刻，一種是我們用身體登入數據，這數據是芝宇談的雜草；放的音樂，以及剛剛外面下雨的聲音，同時我們也在用高科技的設備記錄數據，成為我們影片的檔案、訪談甚至整理的內容，若稍微從這邊拉回來說，負育群帶聚落以文化數據作為一個主題講座要串連的事情是什麼？我想若從蔡佩桂老師提到阿多諾說的，到底在奧斯維辛之後，寫詩如何可能，對我而言，重點並非寫詩與否的問題，而是我們寫的方法以及如何寫的問題。對我來說，阿德他打開一個延續的問題，到底是文化數據還是數據文化？這樣的問題中，通過我們工作站裡的一顆菠蘿蜜樹做為一個記憶的座標，可是若不只是記憶的座標，也是一個重新討論場域的因果關係，提出一個原住民議題。在台灣或在這裡還值得去探討的話，那其實關聯到Leeroy談的城市轉型，特別是現在亞洲城市轉型充滿了活力，可是這轉型如何不只是往資本和消費的方式走，而是透過數據、文化生產的方式解決一些轉型中的環境議題。最後談到芝宇跟燦政，他們的想法有一些共同性，上一次的植物專家林暐翔談到空總做為一個台北盆地熱島效應的中心，而燦政則變成一個聲音的集音箱，通過對空總聲音的改變、植物的改變，重新去回應盆地或地底尺度的問題，以及來自於都市規劃、文化或智慧城市的問題。芝宇在最後則是非常具有身體感，對於雜草來說，都市就是一個茶園，這個都市茶園的方式，如何變成隨手可得的採茶工作呢？我們有各種接觸、認識植物跟我們生命關係的方式。因為我也有很多問題，但是我想先保留問題。我想先請馬來西亞建築團隊的來賓—窩工坊的偉斌、建築師陳宣誠，對今天的討論進行想法的反饋，然後再回到問題的討論，那就先請黃偉斌開始。
● 窩工房黃偉斌 ── 其實我對這個主題也是充滿疑問，到底我們要用什麼方式看文化數據？其實它是非常廣的，我大概把今天所聽到的東西與空總連結，因為我覺得主要的討論還是空總未來的方向。首先蔡佩桂老師談到，當災難發生時，要以什麼態度去面對那個議題，災難本身就是非常難應對的，因為可能牽涉到失去至親的事情，所以她談到龍應台寫了一首詩，得到網民的批判。身為一個藝術家要怎樣去進行呢？其實我想，態度和進行方式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進行方式或許就是拯救、救助的相關工作，或是討論未來如何阻止災難再次發生的，這些可能是更加需要去做的。蔡佩桂老師也有提到，如何把數據讓大眾知道，並利用數據去檢視政府、國家所做的保護措施，最後利用遊戲的方式，讓更多年輕的群眾去消化數據，以不同的方式將數據帶到各個社會層面。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懷疑權威、政府和國家機制是否是否有所隱瞞，但其實這麼多數據是否能被消化就是另一個大問題，我認為藝術工作者或科學家必須要用最簡易的方式將複雜的數據告訴大家。
然後Leeroy跟Julia談到對馬尼拉城內的河做的行動，其實在馬來西亞也有一條河，它跟馬尼拉的這條河是相似的，在東南亞國家的許多城市將河做為丟棄垃圾的地方，建築物面向大街，而河就是後巷，那其實是非常糟的。其實河本身就是open space，許多歷史都是從河開始，所以我們如何看待文化、如何看待河，其實就等同於我們如何對待環境。在馬來西亞，政府將河整治乾淨後，河的兩岸有許多活動，我覺得可以有一些共同的願景，像是如何才能使河岸變得美麗，以及如何在城市中創造更多活動，並將河流生活帶入城市景觀，我覺得把這些東西凝聚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
剛才聽到施永德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棲居的解決之道，就是觀察的習慣。昨天來的時候看到波羅蜜樹感到非常親切，因為波羅蜜樹在馬來西亞當地是非常常見的果樹，但我並不會想到原住民之前在此受訓時，將家鄉的波羅蜜種在這裡，我本身因為沒有數據上的參考、文化的背景認知，我無法將這個東西做出連結。它本身就告訴我們，其實同樣的資訊對於不同的人來說，他會有不同的解讀和分析，產出不同的想法。
另外，吳燦政所做的關於聲音的地圖和採集，我認為非常有趣的是「空」，當你本身不帶任何企圖心以及太多想法進行採集和聆聽時，其實可以聽到很多不同的東西，蠻像是一種內觀的動作，或者是meditation。當你是「空」的，並在某地進行採集，不做任何批判和分析，它讓你更能接受無法控制的聲音來源。我覺得聲音的採集與影像是非常不同的，攝影可以選擇性地拍，很多時候它是隱瞞的，但當採集聲音時比較難做到，四面八方的聲音比較難按照你的方式去做，只能夠接受。我覺得空總這麼大的容量、這麼大的一個負空間，其實空總最大塊、最美、最有可行性的就是他的「空」，它能夠容納很多可能性。
最後談到芝宇，好像泡一杯茶給大家喝，雖然沒有真正喝到茶，但感受到溫暖以及滿滿的愛。愛是對土地的愛，這我覺得非常重要，人類若真的忘記與大自然的關係是非常糟糕的，在台北甚至任何城市，其實城市裡的人跟大自然是分開的，但我們以為我們是大自然，其實我們不是。有人這麼有心的對待雜草，我們稱它為雜草，是因為我們不知道它的名字，但其實它是很有感情的。其實吉隆坡有很多野貓野狗，但在台北，好像沒看到，在台北有嗎？
● 林芝宇 ──有，蟾蜍山那邊蠻多的，連白鼻心、台灣藍鵲都有，所以野狗野貓也是有的。
● 窩工房黃偉斌 ── 我覺得對大自然的愛，就像是愛我們的家人，任何植物、野狗野貓都是我們生態系統的一部分，我們需要將它們列入城市規劃的考量中，建築師或都市計畫者很多時候都忘了這一塊。我認為空總有這個可能性，他可以是台北的包容性，包含著很多的愛，將動植物包容起來，台北不需要太多高樓大廈，台北需要的是一個開放的空間，一個「空」的空間，讓台北人在此得到一種安靜，得到「空」。
● 邱俊達 ── 我覺得偉斌又重新把一個問題帶出來，我們以為是中性、客觀、統計學的，或者是通過運算法來處理的數據，要如何重新處理經驗性的、情感性的厚度，乃自於為什麼這個實驗建築計畫必須通過三場的主題討論，才能發展出一個建築若要進行構築，以及回應場域內部與外部的問題。
● 陳宣誠 ── 我大概從三個部分跟各位分享與討論。第一個是，前幾天跟朋友在討論柯比意（Le Corbusier），柯比意在一百年前辦了「新精神」雜誌，後來收錄成一本很重要的書《邁向建築》，其實應該叫《邁向新建築》。我朋友覺得我們應該要回到新建築的精神，來思考建築應該有什麼樣的型態或方式去處理人的棲居的問題，我們如何再去重新思考柯比意所說的新精神，去邁向新建築，然後做一個好的建築物讓大家可以定居。這應該是有沒有太多人會有質疑的，但在討論時，我跟他的觀點不太一樣，因為在一百年前急需大量的建設，當時並不會顧慮到溫室效應、汙染以及各種環境議題。在現在這個時代，所謂建築的建設、開發或是新精神，抑或是所謂新精神中，我們應該要考慮不斷變化的氣候及環境條件，我覺得這是重要的。所以我用這樣的方式思考所謂的文化數據，我認為特別是對建築界應該要有個衝擊，應該將觀看的方式反過來。當時柯比意跟他的老闆有一個很大的爭執，就是到底垂直窗較好，還是水平窗好，後來柯比意使用水平窗，因為他覺得水平窗看到的景色最多。所以我認為那是站在人造物的本體中去看待與控制外在的環境，所以我覺得當時的精神，是在建設開發主體、人造行為的主體之中，重新看待外面的環境，並去控制、使用、利用它。
可是我覺得所謂的文化數據，包含今天五位講者說的，我認為應該開始反過來看待。我們應該要站在建築物的外面看建築，看彼此之間的關係。所以，對我來說，所謂的文化數據就是我們如何去準備那個主體，不管是做採集、聆聽聲音、閱讀、或是雜草也好，我們可以從環境的資訊去理解什麼事情是必須尊重的，不再是單方面控制跟使用而已，而是相互達到更好的平衡。或說我們在三場國際講座中要談的，從建築的外部性、棲居問題，談到最後的文化數據，我們如何在外在環境中讀到一些資訊並且回應，而不是單方面的從開發跟建設的主體，來思考、利用、控制以及消費這個環境，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第二個部分，其實我覺得很有趣的是，我剛跟蔡佩桂老師在聊，我認為我們都得去面對災難什麼時候會來的情況，而且這個災難是戲劇性的，甚至認為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像是現在海水倒灌等問題，以前都覺得是電影，可是現在這些災難好像隨時都會發生，這表示所謂災難的預想跟預設已經不是永遠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它說不定是明天的事。所以昨天空總的開幕中談到關於近未來的思考，我覺得近未來的思考並非完全是建設性的，一定包含災難性的，若空總要做為一個文化實驗場，要重新去思考一種關係，那就是我們恐怕要面對的不只是不斷生產、開發、創造的事，而是要去面對很可能會馬上發生的災難，要如何去對應、思考它，或者如何讓它不要發生，可是我認為這部分蠻困難的。那像是Leeroy跟Julia說的，我認為重要的事情是不斷把人的關心重新帶到河流上，透過這樣的操作方式讓它變成公共性的議題，讓大眾可以有權利表達各自的看法，這樣就有可能讓某些事情從負面的、即將被丟棄的、被不當開發的狀態，轉向成為正面的。在這個世代中，需要的是大家的參與及關心，參與之後，才有可能產生改變，所以那些改變都不只是單方面的政策，而是要提升參與度才會成真。
我認為DJ說的很有趣，我記得我在實驗建築計畫常常在看那顆波羅蜜樹，並且跟DJ說很像檳榔樹的一種南洋樹種，我從來不會認為它跟原住民有關。其實我想說有一些種族遷徙的關係恐怕像洋流一樣遷徙著，而這些變動關係，以及經由不斷累積的過程中形成的軌跡，我覺得是思考時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們未來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要面對的並非事情的表面而已，而是從中找到歷史上的深度，並給出對未來的想像。
我覺得像燦政這樣留「空」，讓聲音開始進來，在這裡創造一個公共性的聲音，而且讓聲音的進入有了新的意義。最後芝宇的部分，我想以我剛剛說柯比意他們在歐美提出所謂建築精神來回應。其實我們不像歐美國家有會下雪的冬天，它會讓植物進入一種終止、休息期，但台灣的環境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台灣的植物就是亂長一通，我們四季的季節並不像歐美國家嚴峻，讓植物產生暫時性的停止點，所以台灣植物就是拼命亂長。我認為雜草在這塊土地上，真的非常適合去訴說生命力，而且跟我們的環境、氣候有關，它就在我們的生活周遭，它告訴我們，其實我們的環境不是像西方國家，是控制性的，我們是有完全的生命力、是不斷生長的，但如何與它有一個好的共存關係，我覺得以上三點是聽講座後，一個簡單的回應。
● 理羅．紐── 回應觀眾問題，其實目前我們這些藝術機構、藝術單位對於政府來說不算組織，也不是單位，重點是，我們也不在他們的優先考量上。當然很多藝術家會遊走於非開放式或閒置的空間中，但是大部分的支持主要都來自私人機構，而公部門則較專注於哪些東西可以賺錢，屬於一個僵硬的既有的體制，且不太會有注意力是投入在藝術團體還有這些活動上。
● 茱莉亞．內布里佳──另外補充一下，其實今日在菲律賓，藝術對某些人來說還算是一種奢侈品。像是我們為什麼對於抽水站的這個計劃感到非常開心，是因為通常這種大型的壁畫和藝術主要都是私人機構支持，他們可能是希望在私人的產業上能引進一些文化元素，所以才有這樣的壁畫，很少看到公部門去做這樣的壁畫。另外一點，在歷史上來講，其實菲律賓藝術家很多時候是與政府處於對立面，他們會利用藝術作為表達和發聲的工具，所以政府往往本身風氣也較保守，若今天有公共藝術是全裸的女性雕像的話，那政府絕對不會放心。
● 蔡佩桂── 我看這邊有兩個問題，一是想問遊戲的連結，這部分我會盡快正式開放，因為剛剛也介紹得非常快速。簡單來講，裡面的四大功能包含社群、線上博物館、線上創作、遊戲。線上博物館的內容都是藝術化之後的環境資訊，包括展示民眾創作的棲居等等，另外，我們預計推出四款遊戲，目前建構進度較快的就是剛展示的空污遊戲。其實內容已經蠻多，我們也很掙扎到底要在什麼階段釋出最適當，那如果大家覺得已經可以看了，我們也歡迎大家在半成品的狀態一起參與。今天來不及講的是，這整個城市的建構是以人力扮演Google街景車拍攝高雄市逐條街道而，再用手繪、電腦彩繪、影像處理等的方式轉化拼貼而成，並在中間故意留下空隙，讓民眾線上創作的棲居填入縫隙裡，所以整個城市的結構是真實的高雄，裡面安排民眾參與的部分來共同搭建高雄市，所以它需要大家一起來。而民眾參與，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不論什麼事情，若你覺得與你無關，即使是住在非常靠近災區的地方，那就會非常快的被遺忘。這是我希望大家能夠真的住進這個虛擬城市，去感覺這些數據在你生活周邊時的感受。
第二個是非常大的大哉問，災難到底應不應該被紀念？我認為因為紀念某事情，某種程度可能會產生記取教訓的意識，另外一個面向是嘉年華式的、節慶式的歡樂成份，這是我們對紀念的兩種刻板印象。所以你會覺得氣爆或921怎麼能夠紀念，因為它不該有歡樂的成份。而記取教訓這件事情則是讓紀念變得非常具有「說教性」，所以大家不太喜歡這類型的紀念。像是納粹大屠殺紀念館，我們會擔心這種說教性的內容簡易地解釋極端的歷史，因此不太會再深入思考事情背後的其他層面，它被一些固定的說教給解釋掉了，這是我們會對紀念這件事情保持戒心的原因。
以921為例，我認為這不見得不是人為災害，因為這些建物因為規避法條或是施工上有缺失，導致結構不穩定，或者某些工程沒有按照該有的維護狀態，以保持結構的安全性，所以在921之後，很多建物都被要求做結構補強。照理來說，我們應該要有災難防治的風險控管機制，但從來沒有，所以我們之前並不認為它是應該被注意的。但若我們意識到這件事情本來就在我們的生活當中，災害很可能不會那麼嚴重，因此我認為這不見得不是人為的疏失。第二點是，關於這樣的事情，我們到底要記住什麼、用什麼方式記住？這確實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目前在努力的這個虛擬平台，我們一直小心的拿捏自己的態度跟身段，因為我們希望這個平台每天都在紀念這件事情，它不是週年紀念，它是每日都在紀念，因為你隨時可以上線，而且我們會設定任務，在系統中因應每日時事，若你不去照顧，你的棲居會漸漸萎縮，若你在平台上，是熱心的居民，那麼你的棲居可能會越來越大。所以關於災難紀念，應該是無時不刻的進行，這是我想對這件事情的回應。
● 觀眾 ── 我想請問吳燦政藝術家，我自己很喜歡聲音地圖計畫，也對Google Map或Google Earth的介面很有興趣。通常我們在這些介面上看到的都是視覺的資訊，比較像是紀錄，而不是目標性的蒐集，那您用這個介面變成是聲音的蒐集來呈現，我想請問的是：這些聲音是有目的的蒐集，還是比較是地毯式的。就如同Google Earth的車子，我們假定他不是特別要蒐集什麼東西，而是一視同仁的記錄每個地方的所有視覺，那我們現在蒐集的聲音，也是這樣一視同仁的嗎，還是您會特別專心去找某一種聲音來聽？那我們看到的這一萬筆資料，是被篩選過的一套資料，還是原始台灣環境音的重現？我們應該把它視為第一手的原始的資料，還是一個已經被篩選、整理過，有創作者作品意圖的資訊？
● 吳燦政 ──普及這件事當然是一開始想做的，就是完全掃過一次，但至於我的習慣是會掃三次，甚至是早中晚，但我只有自己一個人。我的首要目的是普及，全部掃一次，再來當然也會逐漸有特定的目標，但大部分來說是沒有太多特定的意圖，除非有其他專案進行。然後是否修改過的問題，在平台上若你連結到德國的伺服器，其實可以看到每一筆資料、關鍵字以及使用的工具，所以基本上都是完全公開的；修改部分基本上只切頭切尾，然後全部都留下來。至於匯入長短，因為牽涉到伺服器平台接受的容量所以有限制，可能有時候會錄一個小時，但只能上傳三至四分鐘，我連進電腦平台時，所有的數值都不調，就是留原始數據資料，用的麥克風、錄音筆、錄音工具，全部都丟上去，因為會牽涉到未來分析的方法，大概就是這樣。
● 邱俊達 ── 我想要向DJ提問。對我來說，我一直在思考，數據的變遷其實是非常快速的，那在人類學的工作中，這樣的採集檔案或是建立文件本來就是很基本的工作方法，但其實好奇的是，到底在人類學的工作中，這樣的數據文化很快速的進入後，人類學的工作是怎麼思考這件事情的。
● 施永德 ── 關於人類學方式在數據文化的方面，我覺得我們吃虧，因為我們做得很慢。一般來說，在美國能明顯看到，官方部門或決策者會找經濟學或者屬於數據性的政治學專家去做決策，不會找我們的原因是，第一，因為我們需要累積經驗和資訊，並需要很長的時間去消化；第二是因為基本上人類學的方法跟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是很不一樣的。例如你在做經濟學，為了找出數據，你會把很多因素故意剔除，把它放在外圍，你才找的到變異數在哪裡，有所謂獨立的變異數、受影響的變異數，你就處理independent variable and depend variable。但人類學不一樣，因為我們實際上沒有辦法做單一的independent variable，所以對我之前的同事來說，他們會覺得我們做不出什麼數據，所以那一方面可能比較沒有辦法涉略。我一直很好奇，建築界、設計界最近很喜歡用民族誌的方法去觀察，我曾經在芝加哥某設計公司做工業設計，當時有很多人做human factors design，就是用民族誌的方法去觀察，所以我覺得我們好像跟數據併行。其實我可以講的比較具體一點，可以講到聲音學，在做聲音這方面，如果要找到目標，我要先做很多預備功課，如果我要抓到屬於阿美族文化的聲音資料，需要先學習很多屬於的阿美族文化或詮釋方法。所以我幾次跟拉黑子講這件事，他叫我去錄青蛙的聲音，因為青蛙剛好在某一個時段和季節的叫聲會讓我們聯想到關於港口的屠殺事件，而青蛙的聲音在某個季節很像人們的哭聲。最後我錄到了，但他說我錄得不對，這是他們交配聲。所以實際上在做這一方面，我覺得人類學的方法來探討數據的話，一直在討論的是有什麼東西才會被認為是數據，是能夠訴說或者是有意義的資訊，這是我簡單的回答。
● 陳宣誠 ── 我覺得DJ講的事情很有趣。跟各位分享一個經驗，一位建築師蓋一棟房子的時候，當然需要結構技師簽證確保結構安全。但我的經驗是，在跟結構技師討論時，他會跟你說：這樣子計算好像算不過，那我們是不是改變某種參數，這樣算搞不好可以算過，或是再換個方式就可以算過。這時候我的第一直覺是，我們這樣做事情不是已經預設一定要算過嗎？那我們要不斷調參數、調方法讓他算過嗎？以上是我覺得超疑惑的，我當下覺得那我們到底在幹嘛？我們其實只在符合一個程序本身的規劃，然後我們必須要不斷調參數，同時完全不用管其他事情，只要找到程序可以接受的方式，讓它的結構是可以的，於是我可以得到一個紙上作業，並跟大家說是可以的，所以請問各位，你相信你看到的數據嗎？
● 蔡佩桂 ── 我覺得我的問題有點離題，所以我不敢問。但因為我之前看文化數據這個概念時的想像是，在大學裡常常都會提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當然很多單位也談KPI，那麼在這之後會有什麼成效，如何檢視？所以今天之前，我對文化數據的想像是，我們是否會有一個社會指標。其實我剛才忍著的問題是要問DJ的，我現在合作個社區是平埔族，而平埔族正名是大家談論的問題，但平埔族的漢化又非常深，所以我的想像是，是否會有一些類似文化數據回應到宣誠說的，這個東西是我們假設過的，平埔族的存在本來就是事實，只是我們如何認定。它是否可以用人類學的方式提出一些指標來認證他的身份，可以讓歷史性的認同能被大家看見，這是從文化數據的角度認定的，而不是用其他方式認定，因為認同的事非常抽象，比方說我不知道DJ現在的自我認同是什麼，可能你對台灣這土地有很多的認同，所以我不知道文化數據的使用，不管是對建築的、族群的、土地的觀點，在未來階段如何累積，可以讓一些本來就存在的東西，回歸原本的樣子，而不是我們現在的目前的狀態。
● 窩工房黃偉斌 ── 我有一個類似的問題，是關於空總未來的發展，我把它看成是會有一個資本主義編程，另外可能是自然主義、共享主義等等，就是一個是「空」的，另一個則把它建滿。當我們討論文化數據的時候，是否已經陷入把文化這東西資本主義化了呢？意思是，我們拿了文化數據後如何使用它？如何用它其實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形式，如果我們互相制衡的話，我們是否已經跑去他的戰場，打一場永遠打不贏的仗呢？
● 施永德 ── 我先說參數的問題。在台東縣某個大飯店一直沒辦法運作，但是他們當時能夠通過環評，是因為他們玩這種遊戲，他說我們不用環評，因為每一個不同階段的間數，都在剛好在環評的門檻之下。完成後，我們才知道是很大的飯店，所以那是很大的問題，也就是數據的漏洞。其實在認同層面、文化指標或社會指標的問題，目前在一般的批判原住民學，特別是原住民學者中，是一個很熱門的話題。一般來說，我們會認同某一種方式，實際上他是開放讓你被認同或認定，若你被認定，那可能土地可以還給你，但它還是一個致命性的結構，所以對很多原住民來說，他會覺得要拒絕，我們不要承認或認定，你不用給我們recognition，我們本來就在這邊。
● 陳宣誠 ── 其實剛剛談到方法論的問題，以人類學作為一種方法。我認識另外一位人類學家艾茉莉，也在台灣工作很久，他在台南的陣頭跑了三十年，只要看到陣頭的任何一個東西，便馬上可以說出是與誰、與哪一個社區有關，他本身就是一個資料庫。我覺得在方法上面，剛剛DJ說慢慢有些人用人類學的方式在做，但做很慢，可是我看到的是，我們有沒有可能像人類學家，非常尊重細節的差異、考究非常嚴謹，企圖在差異的考究中進行延續，連結一些不同的事情。其實這是我的問題，因為最近剛好接觸到文化部的大計畫叫作國家記憶庫，一直在想，到底我們在邁向數位大數據的處理，應如何面對這些細微的差異、身分、以及跟記憶有關係的事情？說實在，我沒有任何答案，可是恐怕我們要考慮這件事的時候，必須要回來想這件事，不然根本像是在創造一個大系統，而且說不定變成一個新的權力工具，告訴你說from A to B是對的，然後給出了一個相對客觀、可以參照的事情，難道這就是完全的真理嗎？這是我對自己的提問。
● 邱俊達 ── 先延續宣誠剛剛說的，就是我這邊也沒有答案。但是沒有答案的意思是，從今天開場，我想談的是社會參與的新型模式與社會創新的關係，那怎麼去理解DJ說的吻仔魚、芝宇的採雜草、燦政的聲音地圖？它可能就是社會參與的新模式。來到空總後，我不斷聽到社會創新的詞，也覺得社會需要創新，但我始終不知道要創新什麼，以及，我認為有潛力的行動模式是否就是創新的方式。所以我覺得新建築計畫中才會出現這樣的主題。一開始有趣的是，因為這是另一位策展人蔡明君提出的，但剛開始的認知是不同的，每經過一些討論，甚至一度想把這個主題改掉，我們還跟DJ討論，是否改成culture dataing，讓它有動態性，然後DJ說，這很像美國賣優格的牌子，但我想優格是一個發酵的問題，當然這樣有點牽強，但這是有趣的事情。其實我關心的事情好像在最後沒有任何解答，但是對我來說，如果有一些線索去討論文化跟數據的關係，或者是已經不得不面對一個數據問題的狀態，我們根本無法迴避這個問題帶來的社會性、公共性、政治性、經濟性的問題時。
回來談身體和自然，到底是不是一種鄉愁，如果對我而言不是鄉愁的問題，我喜歡DJ說的articulations。其實文化跟數據之間在尋求一個表達的方式，但又要把相互連接，那麼articulate和articulations的一個方法是什麼？我的想法是在實驗建築裡，負育的觀念層次就是到底如何有一種雜的精神和態度，甚至是自爆式的行動策略，避免變成鄉愁式回應數據問題的情況下重新思考，也許文化本來不是要被定義清楚的，但需要通過對於數據的思考變成文化詮釋的能力，乃自於文化行動的能力。文化數據不只是這三場論壇的小小收尾，應該重新回看建築之外、棲居之事的問題是什麼，以及之後的新建築或空總的問題是什麼。那我們是否在跟資本主義打一場打不贏的仗，或者如何通過數據的處理，讓本來會發生的各種決策有決策之外的可能性？我想決策之外，並不是單純抵抗資本主義，而是變成社會行動的能力。
● Chiu, Chun-Ta (Yves) ── The third forum of Collective Negative Space Village takes “Cultural Data” as the subject, what exactly does it connect to in the future or the past? If we move forward with Tsai, Pei-Kuei's talk, maybe it's not about writing poems or not, it's about how to write them. Through a jackfruit tree, DJ Hatfield extended the question of “is it cultural data or data culture?” The urban transformation Leeroy and Julia talked about, how it doesn't just follow capitalism and consumerism but to solve the environmental occurred during the change. Lastly, Lin, Zhi-Yu and Wu, Tsan-Cheng respond to the problem of the basin – or say the geographical scope, urban planning, culture or smart city by discussing the changing of sound and plants inside TAF. Next up I want to please ask our collaborator Tetawowi Atelier, the architecture team from Malaysia, to give us some feedback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today.
● Wong, Wei-Ping from Tetawowe Atelier ── I have many questions about todayʼ s subject, too. More precisely, in what way do we use to see cultural data? It is cultivated; to digest so much data is inherently a big problem. In my opinion artists and scientists need to let people understand the complex data in the simplest way. It was endearing to see the jackfruit trees when I was here yesterday because jackfruit trees are ubiquitous in Malaysia. I wouldn't think of how the indigenous people planted the jackfruit trees from their home here, because I don't have the data to give me a reference 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I wouldn't be able to make connections with this. Moreover, this tells us how the same information means different things to different people; it will come out with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 generate different kinds of thinking.
The part where’s interesting in the sound mapping and foraging by Wu, Tsan-Cheng is the “vacancy.” When you are listening and foraging without any purpose or too much on your mind, you can hear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It becomes an action to see yourself from the inside or meditation. When you are in the “vacancy” while foraging in some place without any judgment and analyzing, it welcomes you to accept the uncontrolled in the source of the sound. TAF has such a huge capacity, big negative space and actually, the biggest, the most beautiful and the part with the most prospects about TAF is its vacancy, the vessel of possibility. When Lin, Zhi-Yu makes a cup of tea, although we didn't drink that cup of tea, we felt the warmthand its relentless love for the land, which I think is important and horrible if human forgot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ture. I believe the love for nature is like the love for our family, any plants, wild dogs or cats are a part of our ecosystem, which we need to include in our urban planning; many of the architectures and urban planner tend to neglect this part. TAF, in my opinion, holds this possibility; it could be the inclusivity of Taipei City where embodies lots of love, animals, and plants. We don't need more skyscrapers. What Taipei needs is an open space – a vacant space for people in Taipei to acquire a piece of quiet, a “vacancy.”
● Chen, Eric ── In an era like now, in terms of the so-called architecture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or new spirit, I believe it's crucial that we consider the constant changing weather and environmental criteria. So when I am thinking about cultural data this way, I should counter the way of seeing. We should look at architecture outside of the architecture, to see its relationship in-between. That’s why cultural data to me is to know how to prepare the subject, no matter with collecting, listening, reading or picking weed, we can get the idea of what we should respect from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not just controlling and using one-sidedly but reaching a better balance. What we discuss in these three forums, from architectural externality, questions of habitat and the last, cultural data is to know how to read information from an outer environment and respond, not merely to think, appropriate, control, and consume this environment one- sidedly from the subject of developing and constructing. Such as transforming of a river to an issue of commonality, inducing people’s right to speak their mind, then maybe this will turn something that is negative, disposable and inappropriately developed into something positive. In this generation, what we need is people's participation and care, once participated, change will then maybe happen; therefore, those changes are not just single-sided policies but a reality with high involvement.
● Leeroy New & Julia Nebrija ── To answer the question from the audience, the art institutions and art department that we mentioned before aren't organizations to the government, even not in their priority of consideration. Of course, many artists are roving around non-open or unused spaces, but many of them come from private institutions,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focus more on where to get more income in which they belong to an already-established, rigid system; they don't pay attention to artist groups or events. Arts are still a kind of luxury to some people in the Philippines today. The reason why we are pleased about the pumping station project is that it's hardly seen where private institutions would mostly sponsor a big mural, art project like this, and to be sponsored by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too.
● Tsai, Pei-Kuei ── To talk about if a disaster should be commemorated, I think that to commemorate something, at a certain degree s genera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learning our fault, and the other aspect is the carnival and festive way of remembering, and these are the two stereotypical way of thinking commemoration. That’s why you’d think that how is it right to commemorate gas explosion or 921 earthquakes, because they shouldn’t be festive. Learning from faults, however, turns commemoration into preaching, that's why people don't favor this kind of commemoration. Like with The Holocaust Remembrance Centre, we'd worry how the moral content would over-simplify the extreme history and stop thinking deeply about the other layers behind it. So what should be remembered and how? It is quite a broad question. We are careful about maintaining our gestures and manners on this platform, because we want our platform to commemorate this every day, not an anniversary but daily. You can go on the platform at any moment, our mission setups would respond to daily news in the system. If you stop tending to your quarter, it will shrivel gradually, but if you are a zealous resident, your quarter might get bigger and bigger. I think my response to this is that regarding disaster commemoration, it should be going on all around the clock.
● DJ Hatfield ── I think it's a disadvantage concerning processing cultural data in an anthropological way because we are very slow. Usually, it's evident in the US that they'll ask someone who are economics or political experts but also good at processing data in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to make decisions, and not us. The reasons are, first of all, we need to gather experience and information, and that takes a long time to digest, secondly, the methods in anthropology is utterly different from economics, politics, and sociology. To be more explicit, when dealing with sound such as looking for the sound that belongs to Amis culture, I need to learn lots of Amis culture and methods of interpretation. There were times when I discuss this with Rahic (Amis artist), he would tell me to record the sound of frogs, because the sound in certain seasons makes them think of the Cepo murder, which sounds like human's crying. However, when I got the sound, he told me that it's not the right one but the sound of frogs mating. That's why I think if to discuss data with anthropological methods, it would be a discussion about what things would be considered as data – information that can be told or with meanings.
● Tsai, Pei-Kuei ── Before today, my imagination with cultural data was whether we would have a social index. The rectification of Taiwanese Plains Indigenous Peoples (pingpu peoples) is an issue that we all talk about, but the sinicization of pingpu peoples is heavily ingrained, and so I imagine if thereʼs anything like cultural data that we have presumed before and if we could implement anthropological methods to raise some indicator to prove their identity. It is truth that pingpu peoples exist; it's only the matter of how we see it let people also recognize its history with cultural data, and not the other way because recognition is very abstract. For example, I am not sure how DJ identifies himself, maybe he identify very much with Taiwan. That’s why I don’t know how to apply cultural data; no matter it's on architecture, ethnic groups or land, how to accumulate in the future to let things that already existed prevail themselves and not how we are right now.
● DJ Hatfield ──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questions on recognition, cultural index or social index is prevalent in critical indigenous studies, especially within indigenous scholars. In general, we agree with some way which opens you up to let other people also agree with you or identify you. If you are identified with, then maybe the land would be returned to you, but it's still a lethal structure, hence, too many indigenous people, they are set to denying, to not have your recognition or identification, because they are initially here.
● Chiu, Chun-Ta (Yves) ── After coming to TAF, I continuously hear terms of social innovation and I do think society needs innovation. However, I don't know what to innovate. Or, isn’t innovation merely experimenting with modes of action that has potential? The theme of cultural data shows up in an experimental architecture project, it comes naturally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culture is not easily defined” and how to develop the ability to interpret culture and making cultural movements by equipping the thinking of cultural data. Cultural data isn’t just a light ending to these three forums. It’s how we should look back to the cores of “Beyond Architecture” and “Habitat Matters” as well as the problems TAF might encounter in the future. How to let any decisions have the possibility “beyond the decision” by processing data? Beyond the decision, it is not merely opposition to capitalism; it is, however, to become different layers of social capability to 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