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棲居之事Habitat Matters｜講座詳記】棲居的三幕劇╱三種組合 Habitat in 3 Acts╱Assemblages

講者 Speaker：侯志仁 Hou, Jeffrey

生態對我來說就像一種互動關係，所以我大概會從這個角度來談在城市裡棲居這件事在這個時間點以及社會的脈絡下有什麼樣的可能性，再延伸到對於空總這塊基地可能的想像。

我覺得棲居就是在環境裡生活的行為，可是現今我們在社會裡的棲居方式有點單調，可能是跟經濟、社會價值有關。這是張非常簡化的圖，說明我們大概就是圍繞在生活、工作和娛樂之間，在台灣的工作這塊可能稍微大一點，不成比例；娛樂有跟沒有一樣，其實大部分我們把消費當成是一種娛樂，我們是在消費而不是娛樂。那是不是有另一種可能性？回應「負育群帶」，城市是否可以擁有更多負空間並讓更多棲居的可能性在此發生，而不是每天起床、上班、回家、吃飯而已。透過負空間這個平台或媒介，與生活中不曾相識的人產生一些關係、發展出不同的互動方式，延伸到更多其他的空間和人群，就是生態。

我思考這件事的時候就會回到最近我們這個領域常常討論到的現象，就是我們從一個單點式、支配型的人際關係發展到多點的網絡，到最後成為較扁平及平等的流串和流動，沒有起頭也沒有結尾，並且隨時變化的關係。最近有個名詞叫做 assemblage，就是回應這種跳躍原先支配型架構，讓個體在領域裡有更多自主性與主體性於其中流動串連，任何事情都可以在一個平台發生的新的社會關係。可是在一個現實的城市裡面要如何想像這件事情？是在怎麼樣的情境裡發生的？對棲居這件是有何啟發?

我想分三部分來講，題目叫做棲居的三部曲。第一個組合是最近常被談到的概念「Commoning」，有時我們會用「共用」、「共享」來解釋，不過基本上它是一個跳脫私領域或是介於公領域和私領域之間的模糊地帶。這個地帶裡需要藉由更多彼此關係的建立來共同經營，打破原本人與人的疆界或是對環境上的固有認知，所謂的公共空間也可以用一個比較活潑的方式來進行等等。我用一些案例來談，這是東京的朋友和幾位合夥人一起辦的活動，叫做咖哩車隊（Curry Caravan），Caravan的意思就是在沙漠中遊走的車隊。他們也是個游動的形體，現在有很多空間的使用方式是在一個比較靈活活動的情境下發生的。他們主要想透過食物來改變人跟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他們在煮咖哩的時候香味就飄出去，接著人就會有一些好奇心或者開始聚集，開始就有一些自發性的、突發性、偶然性的人際互動行為產生。原本在一般的社會價值裡面會覺得這個人看起來像是遊民就不想跟他接觸，可是透過這種比較自然的方式，原先不會接觸的人、遊客、附近居民、當地遊民就會開始有些意想不到的互動。

這就是我想要談的一種共享行為，另外是最近在首爾（台北也有）蓬勃發展的「社區園圃」，在首爾的朋友來西雅圖參觀我們的社區園圃後回去又自行發展。首爾文來洞原本是一個工業的社區，有很多大規模的高層住宅，因此人跟人之間距離疏遠，基本上沒有太多互動，他們沒有能力也不被允許去改變生活的環境。當時有一群居民想種菜，可是在大樓的環境裡不被允許，也找不到適合的空間和自然條件，所以他們就開始想辦法去附近找地，最後找到一個辦公樓的屋頂開始種起菜來。這種種菜的行為，其實也是一種社造方式，讓很多原本不相識的人因為這件事情開始建構彼此的關係。我們2012年去參觀的時候也聽到很多背後的辛酸，他們說這個點其實已經是第二個，第一個點經營沒多久就被房東收回，所以要重頭來過。另外一個故事是，社區裡有個來自日本的單親爸爸和女兒，因為剛到首爾沒有甚麼社會關係，知道有這樣的種菜行為後爸爸就帶女兒來參與，因為有種菜這個活動才得以認識更多鄰居並產生更多互動。所以一個很單純的動機後來衍生出非常多層的社會關係，這是我想探討的所謂棲居在現代社會中的一種現象。

其實社會中許多事件和脈動也可以將它當作一種共享或者帶動共享的一個能量，社會運動就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香港的雨傘運動之後，雖說相對於太陽花運動來說成果不大，可是後來當地發展出非常多叫做傘後組織（傘兵）的小團體降落在社區裡的各個角落，每個團體都會找到他們熟悉的議題或是想做的事，並與重建香港社會有關。其中一個組織讓我覺得很有趣，叫做「維修香港」（Fixing Hong Kong），裡面的組成有工匠、大學生、上班族，這些人在雨傘運動時在現場蓋自習區，讓學生可以一邊來參與雨傘運動，一邊還能念書考試，是非常獨特有趣的現象。不過有趣的是，這些工匠參與了雨傘運動，在幫學生打造桌椅燈光的過程中發現，原本跟社會運動不相關的技能也可以對社會有所貢獻，所以他們想出這個方式，使得在雨傘運動之後可以繼續推動香港的社會改革跟政治改革。他們有個口號是「維修香港先從社區維修開始」，就是先去維修社區裡人跟人的關係，經過組織化並讓更多人認知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可是一開始他們跟社區訪談時很多人其實都很排斥，後來他們想出一種方式是去幫居民修理家中的家具或管線等等，透過一邊修理一面跟居民交談。這讓原本很簡單又快速的修理工作，他們就故意把它拖延成三小時，或者藉故忘了零件隔天再來的狀況。所以我當時在做田野的時候就想辦法去了解實際的狀況，不過那天有點可惜，原本預定的屋主很忙約改天，所以沒辦法看到修理或拜訪的真實狀況。不過我跟了另外一對是挨家挨戶在做家訪，他們是社工背景的，因為有些人是需要預先交談理解並詢問需要修理的部分，所以這個過程也讓一些不是工匠背景的上班族和社工人士可以加入這個團隊。這些人原本都不認識，是因為有這件事情才凝聚起來，所以社區生態的出現讓原本沒有關係的個體產生關係。

這是另一個之前佔領運動後延伸出來的團體，團體裡有幾個人喜歡做菜就開了一家餐廳「蘇波榮」（So Bor-ing），他們是有點無政府意識的團體，感覺甚麼事情都要很自然隨便，你要付多少錢就付多少，大家都把它當作人際間自然的互動行為。上個月去香港就有朋友帶我去，那天正好在跟一個移工倡議團體合作做義賣，當天收入全數捐給移工倡議團體，讓他們可以建立一個移工庇護所。那天的菜餚是移工來幫忙煮的，反正就是很隨性自然，連做菜也能有很多公民參與。所以原本沒有關係的社會個體因為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和情境，後來衍生出非常綿密的社會網絡，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有趣的負空間作法，此外二樓還有個讀書室可以在這邊討論交流，除了吃飯以外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在這邊發生。

台北其實也有類似的空間──「南機拌飯」，在南機場二期公寓一個地下室的空間，一方面讓彼此有些分享，另一方面目的也是將大家拉到這個空間思考有甚麼可能性，像是各式各樣的團體可能彼此認識但不大熟，但一起在這邊就會開始思考合作的可能。所以後來事情就這樣發生，大約每隔幾個月後，這些團體就開始進駐空間並經營起來。不只是各個團體的互動，他們和居民也開始產生關係，像「人生百味」原本是到處辦活動沒有固定點的型態，因為有了南機拌飯這樣的環境，他們升化了原先在做的事情，開始跟社區有互動、理解更多與南機場相關的事情，就是透過這種自然的方式跟社區發展關係。比如說這位先生以前是一位政治犯，雖然沒有做甚麼事情，是當年白色恐怖時代隨便被抓走的，一關就是三十年，他就在這裡跟很多年輕的朋友分享過去的人生經驗。當地萬華社區協力的團體也在這邊辦活動或市集，讓原本在社區裡工作的團體跟新團體開始有合作的可能性。有了這個空間，大家就會思考要怎麼用、怎麼媒合社區需求，也因為有一個固定的點，就開始了解社區裡正在發生的事情。

第一個類型是所謂共享／共用的行為，透過特殊的場景與流動式的活動開始建構新的社會關係。第二種想講的也有點關係，很多這種共享／共用的行動其實要透過一種方式發生，比如說需要一個環境或空間，它會改變原本空間被賦予的功能性任務，所以我們稱這個現象為「Hacking」，就是改變原本的用途或說入侵，如果這個字眼太過粗暴，也可以用所謂的挪用／借用（Appropriation）。我們稍微改變一下空間的用途，可以再回復沒關係，但是在改變的過程中其實會出現新的可能性。最近最有名的案例大概就是從舊金山開始的 Park(ing) Day，是將原本的停車位變成臨時性公園的一種行動，甚至到後來在紐西蘭的另一個團體也用Hacking的方式，將原本的空地轉化為一些臨時性行動的地方，可以在那邊打保齡球或高爾夫等等。我自己在2008-2009年的時候開始做這方面的研究，也算是在學術界裡的始作俑者，後來衍生出許多這方面的論述，可是我們在書裡談到很多所謂的挪用或是Hacking，其實原本就已經在發生，而不是設計師或規劃師刻意營造出來的。比如說在香港匯豐銀行的一樓大廳每到周末就聚集很多外籍移工，因為這是一個法定空間，所以他們可以這樣子使用。這裡頭其實有很多有趣的社會現象，還有些消費行為，也有一些權力結構的負面狀況，像是有些人已經來很久，他就會佔領位置比較好的地方，所以有時候這種關係也並非完全正面，可是這就是一種我們需要面對的社會現實。

東京的代代木公園也是個非常有趣的案例，這大概是東京面積最大的都會公園，可是在日本不只是代代木，公園裡面其實有很多事情不能做，這代表了我們對於棲居模式的一種想像和規範，或者說是限制了公共空間裡發生行為的可能性。其中被禁止的一個行為就是現場演奏，可是因為在東京沒有其它像代代木這樣的場所讓他們自由演出，所以早期其實有很多樂團都會去那邊表演，可是後來被禁止後，表演者就跑到公園圍牆外面的人行道上表演起來，所以人行道上每幾公尺就有一個樂團，走一回人行道從爵士樂聽到重金屬的感覺非常奇特。人行道原本只是穿越空間，並非用來演奏音樂，但這其實就是一種入侵（Hacking），我們每個人或者是團體都可以對這些空間有不同的想像，進而轉化我們對都市中行為的印象，建立一種新的關係、新的姿態、新的棲居模式。

多年前我去過一次上海，南京東路是最繁華也非常商業化的地方，可是會發現早上時段會從原先商業化的空間變成社區型的空間。這是在百貨公司門口，大理石的地板加上出簷遮蔭非常舒服，當地居民就會在那邊跳舞，用跳舞這件事情轉化空間原先的使用狀態，不只是在這邊，而是到處都有。不過後來行為有點太誇張，很多人抗議擴音器太大聲，上海市政府後來就規定完全禁止這樣的行為。不過後來群眾想到一個方式是，避開巡邏員的時間，七八點再出來繼續跳。

所以挪用其實有很多彈性的作法，這種方法在我們做社造時也常常使用，因為很多時候居民有想法，但我們沒有經費做環境的改變。現在辦活動其實相對成本很低，這是西雅圖我們社區裡的一條巷弄，平時用路人不多加上有點陰暗，大家會有點害怕，所以我們試圖改變負面的刻板印象。一開始也沒有錢，所以我們就用辦活動的方式，比如將原本社區裡會發生的事情轉換一個場景，那邊原本就有打麻將的習慣，那我們何不就去巷弄裡打，空氣也比較好，左鄰右舍看到你在打也會過來圍觀，很多偶發、自發的行為就這樣發生。我們社區其實有很多活動，我們也就將這些原先的活動移到巷弄裡，利用線形的空間來作為活動的想像，以至於後來在工程還未進行前，感覺巷弄就已經活起來了，所以這個巷弄可以挪用也可以入侵。

從剛才可以看到的騎樓、巷弄、人行道都可以作為挪用的改變。我最近看到更有趣的是連攤販也可以挪用，就是攤販用另一種方式經營。這是在香港油麻地一個屬於藍領階級社區裡的街道，這條街上有很多攤販，這一攤是由一位設計師與一群朋友所嘗試的實驗，叫做「街坊排檔」。這是張照片是2015年去香港拍的，當時剛開始不久，那邊擺了幾個盆栽還有縫紉機，衣服破了可以來這邊修補，在過程中就會有一些自然的對話。然後我上個月去變成這樣，生意越做越大，後來就變成現在流行的Free Shop，你要付多少錢都可以，很多人就把一些家裡不需要的東西捐給他們，而很多居民也不想花太多錢，所以常常會來這裡逛，在這過程中就自然地會有一些人際上的互動。結果我那天大概花下午兩三小時觀察，人蠻多也蠻有趣的，原本只想做個社會實驗，後來變成這種意想不到的實驗性結果。Michael 後來一人顧攤其實有點太累，所以它也有請朋友來幫忙，原本每天都有但後來變成一個禮拜一天。這是他其中一位藝術家朋友的作品，他每次來就幫居民畫畫像，也做些訪談，所以這變成居民集體的畫像，他們的故事全部都在這背後。原本在社區裡人和人之間沒有太多來往，因為有這樣的平台和媒介而開始建立關係，原先不被知道的故事也在這過程中被發掘。

最後回到剛才主持人說的，不是只有人棲居在城市裡，我們處在一個共居的環境下，所以是否有另一種對於負空間的想像，我覺得也有很多案例值得參考。這是2009年淡江建築邀請我辦的工作坊，以「棲地城市」為主題想像。通常在做建築設計時考慮的都是人，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幫生物設計出牠們的棲地，並與人的生活環境融合在一起。當時這些名詞都蠻新鮮的，現在都習以為常了，不過對建築系學生來講是有趣的嘗試，當時有很多老師一起合作，以都市空間中的不同型態，例如街道、街廓、高樓、邊緣來做簡單的分類，讓學生進行一些發想，讓他們找出生物合適的棲息環境，讓學生有不一樣的操作方式。例如發展出不同動物的交通系統，跟原本都市環境原本的看得到的架構結合，例如招牌，是否可以重新再想像，例如招牌有雨水時會傾斜，青蛙就可以從這邊跳到另一邊。同一個東西為人服務也同時為其他生物服務，把疆界打破。這有點複雜，但反正就是以一個物理上的架構來轉化對於都市空間的想像。當時有很多東西是概念性的，但這幾年下來有很多新的案例出現，就真的在做我們當時想像的「野城市」、「可食城市」。比如說東京有個非常有趣的案例叫做 Ginza Honey Bee Project，是銀座那邊一群富有地主和人士提供剩餘的空間，在銀座地價最高的地方養蜂。金錢對他們來講不是最重要，交朋友對他們來說比較好玩，他們透過養蜂認識彼此。很有趣的是雖然在東京市中心，但周圍許多花園甚至是皇宮裡有很多植栽綠地，所以是個蠻豐富的環境。不僅如此，他們在屋頂也開始種東西，種植的人很多是在酒店工作的人，像是藝妓或吧檯人員，他們會在上班前過來停留一下，因為這樣的行為讓原本意想不到的社會關係透過這種方式建立，也完全反映了銀座的高級酒店、消費、生意的生態，也發展銀座裡的負空間。另外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因為是銀座，所以產品價格開的高還是有人買，一罐小小的蜂蜜要20美金，所以就是用銀座這邊特殊的生態環境來經營他們的非營利組織。不過這事情其實最近很夯，像西雅圖也有所謂的蜜蜂園圃，當地居民自發向政府申請經費，也變成社區居民之間可以聚集交往的地方。另外台北的「松山社大」也是，由蔡明憲老師帶領社大學員養蜂。

這幾個行動基本上都還是由人的觀點看都市的生態。我們接下來有個計畫是台北雙年展中其中一個參展項目，過去會多從人的觀點來看環境或是生態，是不是可以換個角度來想想植物眼中的台北會是什麼樣的環境，當我用另一個角度來看的時候會產生甚麼效果，所以就先替十一月的雙年展先打個廣告。

最後要回到空總這塊地，剛剛的這些案例究竟和空總有什麼關係，雖然尺度不大一樣，但我覺得有個有趣也能參考的案例是柏林 Tempelhof Airfield，這個機場原本是冷戰時聯軍運輸物資的地方，後來荒廢了。起初市政府本想在這邊蓋社會住宅，可是一開始沒有經費，所以就開放市民前來試用，當時個計畫的名字叫做「pioneering」，是政府開放幾塊地讓公民團體來做實驗，就是先驅型的行為或是拓荒行為。這塊地非常大，沒辦法一下就大規模進行，他們先設計幾個場域，比如用幾個貨櫃堆出生態教室並就辦起活動，也有社區園圃、高爾夫球場，用一些簡單的方式轉化對空間的想像。不過最有趣的是居民自發性的行為，比如溜冰、滑輪、放風箏、滑板等各式各樣的玩法創造空間不同的使用方式，老少咸宜，也有人在裡頭擺攤。

基本上這裡面有幾個關鍵是，我們要讓城市表現出人的主體性，當人有主體性，自己可以決定要做什麼的時候，各種可能就會開始發生。agency 這個概念就是，每個人在一個環境中都會有個作用力，用更主動的方式來改變環境或與他人建立關係，我覺得這是裡面的機制。另外有時光靠一個人不夠，其實是需要一群人、需要一個網絡，這個網絡可以流動，和其他網絡間建立關係，這互動和連結的關係基本上就是一個生態的概念，讓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負空間可以因為這樣的網絡被創造出來。很多事情其實需要更開放的作法來讓一個空間有更多可能，不是以過去藍圖式明確區分的規劃方式來想像。最近我們比較會玩的概念是，現在很多事情是正在發生中，而我們盡量讓過程開放，容納更多可能性，我覺得空總現在的團隊在做的就是這件事情。這樣的話就會回到城市的本質，城市本來就應該是個開放的環境，讓許多棲居行為能夠發生的場域，這也不是新的事情，只是我們過去對環境規劃、城市規劃有太多的框架和束縛，我們其實是要從這樣的體制解放出來的。

https://islandpress.org/author/jeffrey-hou

I think habitation act is living in certain environment. However, the ways of habitation in modern society are somehow monotonous. It may be related to the economy and social values. Recently, a term “assemblage” was just coined, and it is used to respond to the new social relation that skips over the existing dominant structure, allowing individuals to connect with each other with autonomy and subjectivity in certain field, and making everything possible on one platform. However, how can we assume certain case to be realized in an actual city? What is the context? And how is it significant for habitation?

I call it the Habitat in 3 Acts/ Assemblages. The first assemblage is the concept of “common,” which is often discussed recently. Sometimes we would interpret the concept as the act of “sharing.” Basically, it is a gray area between public domain and private space. In this area, we need more connections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eople and to break the existing boundaries or the inherent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The so-called public space can also be carried out in a more lively way. The “community garden” that has recently flourished in Seoul takes place in an industrial community called Mullae-dong. Since there were a lot of large-scale high- rise residences, people stayed far away and alienated from each other. Hence there was not much interaction between residents; moreover, they did not have the ability and were not allowed to improve their living environment. At that time, a group of residents wanted to grow vegetables, but they were neither allowed to do so, nor found a suitable place to grow vegetables in the residences. Thus, they tried to find a plot of land nearby and finally ended up at the rooftops of one office building. Such action is actually sort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enabling people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In the community, there was a single father from Japan together with his daughter. They just came to Seoul without knowing many people. Once they knew this activity, the father came with his daughter and got to know more neighbors. Therefore, multiple layers of certain social relationship could be derived from a simple motivation. This is exactly the phenomenon I would like to explore with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habitation.

In fact, many events and movements taking place in the society c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energy that drives people to share. Social movements are thus interesting examples.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 in Hong Kong, many groups and collectives, who were known as post-umbrella groups, formed in communities. Each group would focus on the issues they would like to do, and these issues may be related to rebuilding Hong Kong society. I found one group very interesting. It was called “Fixing Hong Kong”. The group was consisted of craftsmen, college students, and office workers. These participants built an area for studying on the site of the Umbrella Movement. Students may self-study for examinations while participating in the movement. This was a unique and interesting phenomenon. These craftsmen participated in the Umbrella Movement, and during the process of making desks and chairs, they have found out that skills which were unrelated to social movements could also benefit the society. Thus, they have come up with the idea to continue promot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reformation of Hong Kong. They have got a slogan, “Fixing Hong Kong from fixing the community.” They firstly tried to fix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eople in the communities, trying to make people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democratic politics systematically. However, when they first spoke with residents in communities, many people rejected their visits. Later, they came up with a way by helping the residents to repair their furniture or pipelines in the house. They chatted with the residents when repairing the stuffs; however, they would spend more time on solving simple tasks or intentionally forget some components and then come back on the other days.Through simple actions, these individuals who did not share any connections thus formed a close social network.

The first type is the so-called behavior of sharing. The new social relations are established through specific situations and events. Secondly, such sharing should be sparked by certain motif, for example, an environment or a space, where the functional tasks that the space was originally given would be changed. We call this phenomenon “hacking,” which means to change the original usages or to intervene. If you want to say it in a gentle way, you may also use the term “appropriation.” We can alter purposes of the space a bit. The alteration could be reversible; however, new possibilities might pop up during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The most famous case recently is probably the PARK (ing) Day, which started in San Francisco. It is an action to turn the parking space into a temporary park. Later, another group in New Zealand turned a space into a temporary site for various events through hacking. People can play bowling or golf there.

There are actually many flexible ways of appropriation. We also often use these ways when doing community development, since most of the time, the residents have ideas, but do not have enough funds to change the environment. Nowadays the cost is relatively low to organize events. This was when we were at one alley in a community in Seattle. People were a bit afraid of walking on the alley since there were few passengers and a bit dark. Therefore, we tried to change the negative stereotype of the community. At first, we were lacking funding, so we chose to organize events. For instance, we changed the scenario of the residents’ daily lives. People used to play Mahjong, so why not move the events to the alley? The air is fresher outside anyhow. When neighbors saw people playing Mahjong, they would also gather to watch them playing. Many actions took place accidentally and spontaneously.

Finally, let’s get back to what the moderator has said. There are not only human beings living in cities. We are somehow staying in a co-living environment. So, there are a lot of cases we can refer to when talking about alternative imagination toward negative spaces. In Tokyo, there is an interesting case called〈Ginza Honey Bee Project〉. Some rich landlords provide unused spaces at the area of highest land value for people to raise bees at Ginza. The price does not matter; instead, they can make more new friends with the project and know each other more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bee-raising. Although the place is located at the city center in Tokyo, there are still many gardens and green spaces around. People also grow plants at the rooftops, and many of them work in hotels and some are geisha or bartenders. They would come to the space before going to work; unexpected social relationships are thus established by such action. Since the space is located in Ginza, interestingly, people buy the products in spite of their high prices. A small bottle of honey could cost 20 USD. Yet, this is the way they maintain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with the particular ecosystem at Ginza.

At last, we shall go back to TAF/C-Lab. How do all the cases I mentioned relate to this place? The crucial point is that we have to present people’s subjectivity for the city. Once people obtain the subjectivity and are able to decide what to do, various possibilities will emerge. The concept of agency is that everyone plays a role in an environment, and this is an active way to change the environment or to build the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people. To allow more possibilities in certain spaces, we need more open approaches, not the clear blueprint-wise planning. Many things happen now, and what we can do is to stay open during the process and allow more possibilities. I think that we are very much on this track when implementing this project. In this way, we are able to turn to the essence of cities. Cities are open for various forms of habitation, and this is not a new idea. We used to be bound by conventions when working on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urban planning and we should set ourselves free from the existing system.

https://islandpress.org/author/jeffrey-h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