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之外Beyond Architecture｜講座詳記】圓桌討論 Roundtable

● 陳宣誠 ── 我們在策劃第一場國際講座時，是從三個面向來邀請講者並切入這個議題，回到今天一直在講的：我們如何在目前空總的狀態裡思考三個面向？因為空總的開發強度很低，保留大部分的空地和戶外空間，所以這個地方真的是台北市的淨土。當空總面臨轉型時，我們可以思考空總的開發如果不只有一條路，下一步有什麼樣的方向或發展。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絡吳開始討論如何從建築跟建築之間構成的可聚集公共空間著手，他們想盡辦法把虛空間、戶外環境的空間塞到建築物裡面，一來不會在城市裡面變成阻隔，而是風可以穿越、流動的地方，讓城市裡的能量透過建築的出現形成一種新的媒介和新的流動，讓人可以在基地停留，形成一些聚集。

第二位講者侯君昊老師所談的關鍵字和議題，都是在討論如今面臨的產業。我剛開玩笑說侯老師在做的事情是要摧毀傳統建築、建築師和傳統建築教育者，但他跟我說這些討論說不定是在提醒現在的建築師怎麼做一個更恰當的建築師。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已經不再是單純的開發和建造問題，我們更需要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跟環境、人、事件和各式各樣的媒介、技術做溝通。最重要的是，這個溝通所涉及和探求的是一個新的想像跟知識系統的開放性，而開放性可以在建築的生產或城市的構成中產生影響。過去由建築師或工程是決定的事情，如今新的技術被拉進來的時候，決定權究竟在誰身上，它可能會回到更大的公共性或都市權，讓很多人可以參與事情的決定或生產的過程，這也是今天侯老師提出的一個大面向。

其實我覺得迪迪耶在講的東西是非常有問題性的，而且力道很強，可是他用一種非常脆弱且溫柔的方式訴諸他在探求的事情。我覺得他給了一個提醒是，不管今天哪怕誰說他是一個藝術家或超級建築師，最重要的是如何透過建築實踐讓問題被提問，透過提問本身，可以讓很多的溝通、協調重新發生。在整個思考過程裡，他非常大膽的也非常用自己的方法討論身分認同或身體感本身，但他其實是在探問一個公共性的問題。

剛剛作為我們團隊一員的兩位所報告的，蘇弘希望透過採集研究，為這個地方建立一個檔案的再製造，他在做的不論是跟空總本身的連結關係，或者做的採集研究，都是在告訴我們，如果我們今天要再重回這塊基地，到底有什麼條件和什麼方法，重新再回到這個地方，產生什麼樣的可能性。在圓桌對談的第一階段，我想先邀請從馬來西亞來的窩工房團隊回應。在昨天工作坊時，窩工房提出一個想法，如果我們可以把柏油路切掉，還原本來的土地關係，到底可以長出什麼東西，其中涉及到一些負空間復育的問題。我想在第一階段他們分享在馬來西亞做的相關實驗計畫。

● 窩工房鄭達馨 ── 首先我對於空總非常陌生，幾個月前，宣誠在我們吉隆坡的事務所談的時候，我就發覺這是一個巨大的專項，需要很大的「curative effort」來做。因為對於這個題目的陌生，不如我就從飛行的意象來看看，我回憶了一下過去讀過的書，比如《風沙星辰》，是法國小說家安東尼．聖修伯里所著，他是一個不務正業的飛行員，寫過最出名的小說《小王子》。不過我想說的是《風沙星辰》，他在執行戰鬥任務的時候，一直從空中觀察地面上星光點點的城市，這本書對我來說的重大意義是，他在一次飛行任務時已經接近昏迷的疲憊狀態了，看到很多已經犧牲的同僚飛機回繞在他的四周跟他一起飛，突然間在電光火石之下醒過來，那些人就消失了。這邊我想說的是，雖然圖表裡詳細的台灣發展與空總發展，可是因為我是空降來的，所以我是以一個比較不一樣的想法來看空總。第二件事情是因為地殼的變動，以地質的角度來看，變動一次可能是地形的改變，而地形的改變之於人類的活動來說，人類的活動其實是微不足道的，地形一改變可能就把地景徹底改變，也就是說幾千年的變動跟我們在這裡談半個小時比較起來，我們這是很微不足道的。因為我在談話時左手一直在翻馬來西亞選戰的現況，心裡是很忐忑的，只是後來我一直在思考這跟地殼的變動比較起來，這只不過是一瞬間的變化而已。因為今天也思考了很多關於建築的議題，所以我會繼續讓這個震撼在我的腦海裏面動盪，但這不代表我們什麼都不用做，而是選擇感官上、心靈上最重要、最切身的東西去思考。這可能是對於建築以外大略的想法。

● 窩工房黃偉斌── 很多時候我們都認為建築師是來改變世界的，剛剛侯老師說到AI很快地就會取代建築師，所以我可以說我們是處在一個尷尬的位置。如果我們所做的設計可以被AI取代，那我們接下來還可以做什麼？我覺得很多東西是當我們認為建築師能夠改變的時候，其實我們是在想跟大環境的關係與如何對待地球，這是其中一個課題。昨天我們在工作坊的時候走了一大圈基地，這邊的建築物雖然不是最美的，但還蠻有趣的，它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有很多東西在老舊的建築物裡面發生。昨天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要把其中幾棟建築摧毀，我們是馬來西亞人不是台灣人，今天就突然要做一個把建築物摧毀的決定，所以我們就有種奇怪又痛心的感覺。最後想來想去，沒有一棟建築物是我們想摧毀的，因為這是我們能力做不到的事。我們覺得如果重新給予這個地方新的東西，它可能會回到一些根本的問題上。回看整個城市，其實這塊空地裡只有幾棟兩到三層的建築物，用比較大的世界觀來看這塊地，我們處理它最好的方法是什麼呢？可能就是不要做太多東西，保留它的樣子、把環境整理得更好，我們覺得最沒有殺傷力的方法就是把柏油馬路刨起來，讓土壤呼吸、讓雨水滲透泥土、讓植物長回來，同時我們也希望能夠吸引不同鳥類或小動物。其實很多時候人類的所作所為都是很自私的，我們的視野就是從人的角度出發，如果當我們能夠以包容心回看基地時，能夠慢慢地整理周遭環境並做一些具有可能的東西，把動植物帶進來後，再看內部可以有什麼作為。去年我們跟朋友拿到一個倉庫案，大概比這棟建築還大，這個空的空間，最強的地方其實就是「空」，因為裡面可以容納很多活動以及可能性。當一棟建築是空的時候是最好用的時候，當我們開始做很多裝飾時，它就會漸漸失去功能。而空總它也是一個「空」字，它應該是一個「容器」(container)來容納更多可能。

● 陳宣誠 ── 如果各位有機會可以上網查一下他們做的案子，窩工房跟他們的老師吳錫山是介於建築和景觀建築師之間。他們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是，在城市裡找到新的縫隙，讓動植物和生物可以跟人類一起共存。所以可以理解到昨天他們在對未來空總的提案中問了一個問題是：我們還要加嗎？我們可不可以用減的？可不可以透過拿掉一些硬舖面讓土壤可以重新呼吸，包容更多事情？所以他們的想法是以一個馬來西亞人的建築實踐來看空總，他們問的問題是如何部分地還原回來，讓空總擁有更大的包容性。這其實跟他們在馬來西亞的建築實踐有關，在他們的實踐中有個很有趣的計畫，因為吉隆坡有非常多停車格，他們提問為何需要這麼多停車格，所以他們開始把停車格的「site」跟馬來西亞傳統街屋的「site」做共同設計，用一些公共性的房子取代這些停車格，讓停車格變成新的居住與停留空間，也形成一些戶外農園與庭園。

接著第二階段，希望絡吳、迪迪耶跟侯君昊老師問空總一個問題，或問空總之於台北市，或它的未來。我們恐怕沒辦法做到今天就要有結論，而且也不是這麼快地去說它就要是什麼樣子，可是能不能從他們的專業和實踐，從他們對這邊有點理解又不太理解的狀態來問一個問題，對於空總這塊基地或是對於未來的發展，或該成為什麼樣子，或作為一個文化的實驗場域就竟可以有什麼樣的想像？

● 絡吳工作室 ── 剛剛有位居民反應他們住在基地北方的國宅那一面，跟空總有視覺的聯繫。我覺得好驚訝，台北竟然有一片天空。這一片天空居然可以看到這麼多東西，在別的建築物也可以看到它，這是我以前從來沒有看過和體會過的。我想今天第一場的講座很重要是，我們提出什麼樣子的問題，今天在這裡留下的論述和討論，其實都會變成之後很重要的material，這話語原本都是immaterial的東西，但它會被留下來並變成可見的，所以我覺得是歷史的重要時刻。作為一位建築師，每一次到一個新的基地都會有人問我，你覺得這塊地是怎麼樣的。我對空總的第一印象是，這個地方以前好像不是人住的，它有點像是個機器，這邊的還境、條件、幾何均質的建築物，從東到西、從北到南都是完全的統一、一致。這樣的硬體如何在這麼有趣、不一樣的天空之下，對環境產生不同的反應。所以我進來後印象非常深刻，原本非常富有結構組織的空間次序，有沒有可能有一個反思，我覺得都還要慢慢的思考，當然我知道時間並不多，可能就是思考的密集度要開始累積。我還是蠻關心以後誰會進來，以後會有人在這裡住嗎？還是會有人在這裡工作、創作？還是有人要在這裡曬太陽、看天空？所以對我來說是它以後的使用群是誰，也許不是這麼得清楚限定，但也許有個範疇，像是什麼樣的活動範疇會有什麼樣的可能，我覺得可以在這個時候開始想像，對後續設計條件有所建議。

我們希望透過今天的討論，看看不同講者之間的連結是什麼，像是從數據蒐集或人體感受，或者較為親密的關係也好，其實都是有點抽象且不同面向的。建築本身並不是這些關係，所謂的architecture是一個架構，在這個架構裡有這些關係的發生。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如此大規模的空地，對於不同背景的人而言會有不同的考量方式，像都會計劃就會比較專注在具體的數據方面，去計算多少人要住進來、需要多少停車空間。從另一方面體驗的方式從人性、身體的感知來說，人在這之中要如何移動，而兩者間的差距要如何連接，才是真正應該考慮的地方。我們並不是一開始就要設定什麼樣的事情或活動才能在這邊發生，但是我們必須要建構這樣的環境，用有機的方式讓不同的活動自然地發生。就像Facebook一樣，它現在就成為一個有機生態體，最早期的時候它本身只是哈佛的一個投票工具而已，由於越來越多的使用者，發展更多不同的使用方式，所以才發展成好像自己有生命一般。都市或城市也好，只是不同結構的設計，但最終重要的都還是人在這樣的環境中會做什麼樣的事情，有機的讓各種不同活動發生。所以我今天想提問的問題就是，我們要如何建設這樣的環境，讓這些活動可以自然而然地發生。

● 陳宣誠 ── 從他們今天的演講可以知道他們非常關注人到底要怎麼進來，在裡面又如何停留，所以可以看到他們去處理熱、風、壓力的問題。我覺得有趣的是，他們在處理一個非常科學性的事情，可是這個科學性是連結到每一個人想要在這邊待下來時非常重要的身體感，而且透過這個處理，我覺得會開啟另一層面的公共性討論，因為大家都需要一個好的環境、好的溫度、好的壓力條件，讓我們可以在此停留。而且他們特別提到如何在這個基地上思考東西南北的問題，恐怕我們之前的思考是以仁愛路、建國南路的面向，它可能跟整大台北的城市脈絡有關，可是我們能不能在東西南北的思考面向中，把氣候、陽光、社區居民的條件、人如何進來的條件思考進來，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 侯君昊 ── 我想回到迪迪耶提到有關大規模摧毀的事情。當時想到第一個畫面是《風之谷》，現在有很多電影都在講人類因為某種因素被大規模毀滅後大自然反撲的故事，其實我對於這樣的事情非常震驚，但震驚並不是因為畫面帶來的衝擊，而是我的內心正在告訴我──其實蠻好的，並不壞。當自然反撲後的景象好像真的不錯，尤其看到《風之谷》裡面大自然在進行自我淨化的時候，我覺得我們人類有沒有機會借用這樣的概念來做某些事情，所以我就會不由得想到多年前我在參與台北市設計之都的一個城市設計工作坊時，剛好帶著學員做的題目就是城市游擊隊。我們當初的舉動其實還好，像是在便利商店的冷氣機上丟點小東西，但那不是壞掉的東西，是會融化的冰，但冰裡有藍色顏料，你會發現冷氣機會被染色，標示它正在為城市製造熱源，但只要一陣雨來它就會不見。這些其實不具任何傷害性，但對於想要從事這些行動的學員們來說是非常緊張的，因為他們覺得是在做壞事，現在回想起來是蠻有趣的經驗，也是因為那一次經驗讓我學到很多全球在做「Urban Gorilla」運動的人，如何在城市既有的架構下，把公民的意見透過行動反應，讓公民力量來改變城市的某些樣貌，甚至可以反思它的制度。自從那一次活動後，很多我所帶的營隊都偏向行動派，我們一定會做某種行動，但前提不是要造成一些傷害的事，這個東西讓我開始思考過去在學術界做的許多事情和自己以為的貢獻，事實上沒有機會和學生一起進行真的可以造成影響的行動，所以後來我會很樂意去做這樣的事。

再回頭談對於空總的想像。大家若有留意，一般人類的都市發展永遠不是按照都市規劃進行的，因為人是一個有機的生物，所以政府這麼規劃不代表人民會這麼用，它其實是一個活的組織。所以有時候我們會回過頭看看過去的城市是怎麼樣發展，我們反而會重新學習人是如何和環境共存，到底是先有設施還是是跟著人改變的脈絡再搭配因應生。這中間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可以思考，也就是說，其實我是贊成合理開發，但是大家對於開發二字的想像太有限了，開發不見得要把所有東西剷平、重新蓋一棟百貨公司才叫開發，剛提到的減法也是一種開發，甚至不一定只有減法，而是減了之後再加一點東西，這樣的做法都是開發，只是我們有時對這個地方的想像太過缺乏。

很多人對空總最初的建議就是變成藝術村，每次遇到這種事情我就很生氣，為什麼要把老建築、不知道該怎麼辦的建築都變成藝術村。其實國外也有很多例子，只要變藝術村讓藝術家進駐，藝術家就可以在這邊做很多事情，吸引人潮，改變氛圍之後價值就有所提升，建商就開始要和政府買地，然後藝術家又被趕走了。這個循環發生在全球，只是有點可惜的是為什麼替這塊地創造生機的人都要被迫離開呢，就好像剛提到為何開發就是要把所有的綠地和植物剷平。有什麼好的想像可以讓這裡更不一樣，我自己覺得這個問題應該是，究竟空總對於都市的發展上，難得有一塊這樣的地方暫緩不動它，還有什麼樣的想像，讓這塊地可以跟整個台北市的人民、環境、文化的事情產生更豐富的催化。

這裡其實有很多機會可以實行，像是建築物的保存，難道維持原樣叫保存嗎？因為我們可看到國外案例是，維持原樣不是唯一的作法，能從這些做法中看到新的發展可能和未來性才是最大的重點。如果你的保存只是讓它繼續死在那個地方，這樣的保存其實沒有太大的意義，所以有時候要回頭來看，保存是要全部保存、局部保存、合理保存還是要做不同的改變，或者加新東西後如何維繫和舊建築的關係，我們要允許它有足夠大的空間去想像。因為空總目前是獨立的營區，裡面某些機能是非常完善的，我在想這裡面自成一個生態區後，要如何把現有的這堵牆的開口與外面串聯，因為很多人經過還是覺得不能進來，因為它的配置就是讓我有這樣的感覺，但這樣的感覺也許不是壞事，因為它會讓這裡人少，人少或許就是一種品質保證。我不知道這個答案，但我覺得對於空總的想像還需要更多人的投入、更多的參與，希望有新的可能性、新的城市觀點來看待這塊台北市最矮的建築物。

● 陳宣誠 ──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如何讓各位能夠參與這件事，還有什麼方式可以傳達或紀錄我們所想表達的事情。馬來西亞的朋友曾跟我說，臺灣是華人國家裡最自由的國家，因為在他們的國家裡未必所有人都能自由表達意見。可是這個自由對我來說並不是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而是我們如何形成一個更具公共性的公共意識，而這公共意識能夠反過來引導或產生一些新的看法、新的使用方法或新的開發方式。大家可以想一想，也正好可以接續待會迪迪耶的回饋，因為我覺得他的創作方式比較像在規則性裡面創造一個bug，這個bug出現的時候讓規則性形成無法運轉的狀態，在這個無法運轉的狀態中，正是他把自己對於身體的探索放進來的方式和媒介。

● 迪迪耶・弗薩・佛斯提諾 ── 我第一個工作室是LAPS，它其實就是幾個字的簡寫，但最重要的就是最後一個S，就是 sabotage 破壞。其實破壞並不是壞事，剛剛侯老師有提到《風之谷》在世界末日之後的景色很漂亮，但最重要的是要有冒險的精神，讓大家願意參與、冒險，雖然過程中也可能會失敗。我剛剛聽到很多大家的分享，其實最主要是這個場域過去是與世隔絕的、一般閒雜人等不能進入的，所以我覺得現在最重要的提問是，我們要如何去慶祝、舉辦很多的活動吸引更多人進來。這不是所謂建築不建築的問題，而是活動的問題，這些舉辦的活動和慶典其實是要製造熱情，讓大家感覺到終於這塊地又重新開放給人民使用，才能吸引更多人來。我們剛剛談到慶典時讓我想到一本相關的書籍，叫《暫時的自治區》，這其實就跟冒險有點關係，我們提供了自由、時間來慶祝，並讓更多人參與。當他們有了想像、自由、自治之後，這就是我們冒的危險，因為我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像之前在法國就有發生過，之前有一塊機場預定地一直沒有動工，所以就有很多人到裡面居住、種田、紮根等等，有了自給自足的型態後就自稱為自治區，結果沒想到新的政府上台之後就說以後這邊不蓋機場了，所以用地又要徵收回來並把這些人趕走。其實這就有點呼應到宮崎駿的電影，宮崎駿一直在乎的是過往人的根的問題，也可以看到他的動畫裡很多時候會出現像根一樣的東西從土壤裡面長出來。其實當時政府已經知道這些人早已紮根在那裡，所以才有所謂的自治區，其實這是一個很難處理的事情。就好像我對台北不是很熟，只來過兩次而已，但我可以感覺到有些屬於台北過往的東西，其實也呼應到剛剛講的宮崎駿和自治區這個部分，就是我們要怎麼從中找出任何想像。

另外就是空間和經濟這方面的對抗，因為在新的世紀裡我們更需要所謂經濟的自治能力。剛剛提到像過往把舊的歷史建築都當作藝術村，吸引年輕的創作人才進入仕紳化後又進入新的開發，土地不動產價格升高等等問題，我們要抗拒這樣的經濟發展模式的話，就是要讓這個場域在經濟上有自給自足的能力，必須創造新的經濟模型，這樣才不用遵循舊式的循環。

● 陳宣誠 ── 如果絡吳提到什麼樣的人會進來，那迪迪耶說的就是涉及到接下來的人如何在裡面形成一種自理關係，或者是在開發或不開發的討論裡要形成什麼樣新的經濟模式。如果說這真的要有一個循環去支撐這件事情的時候，那我們需要的是一個經濟生產的模式，才可以建構可以抵抗傳統的經濟生產模式。

● 觀眾 ── 我今天來參加這個活動之後有個聯想，這個空間如何跟臺北的城市願景連結以及跟世界做連結，進而對臺灣產生一些後續的價值。現在實驗教育發展很蓬勃，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後，可以向上延伸到實驗教育大學的階段，我覺得很有潛能可以將空總變成實驗教育大學。那到底臺灣要設置什麼樣的教育大學？臺灣是南島語族的發源地，有許多多樣性發展的資產，當實驗教育大學被設置的時候，可能可以產出未來創新型態的國際實驗教育大學。另外如果可以做一個聯合大學的模式，跨學校、跨學系，可以共同變成一個聯合實驗大學的整合平台的話，空總是不是可以變成孵化中心，不但可以孵化實驗教育大學裡很多的學程，還可以跟國際做創新的連結。

● 陳宣誠 ── 謝謝這位朋友的想法，其實你應該不是在問問題，而是說你希望提供一個想法和建議。剛這樣聽您說，我自己初步和片面的判斷後，我覺得現在空總想要去討論的文化實驗場，就是一個孵化器和培育器的概念，目前相對來講這可能是好的方向，可能也是空總這邊所謂文化實驗場在努力的部分。當然我沒辦法代替回答這件事情，其實在我們這個計畫裡一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您剛剛所說的教育的問題。像我在大學教書，我自己覺得我們討論的這些事情離我們的教育還蠻遠的，其實大學不教這些事，只能在外面的講座聽到，回去之後又跟學校學的不太一樣。這其實是我心中很大的問題，就是傳統教育或建築教育到底要怎麼改變或調整這件事情，如果不調整的話，我其實覺得蠻難的，因為當我在參考瑞士聯邦理工學院的建築設計課程，他們大一大二在做的事情是，建築系和地質系和物理系和水紋科系的人要一起做研究，前兩年都在學習如何認識這塊土地。可是我們是不太這樣做的，我們的大學教育還是在告訴你某種知識生產的方式，而且知識生產的方式不知道從哪裡來的，這是我自己反省的部分。所以反而是如何透過這些計畫、知識生產或檔案的建置中，稍微的調整或改變或影響教育，我覺得這可能是比較重要的事情，這是各個學科應該要去努力的，不太只是空總這個地方要做的問題而已。

● 侯君昊 ── 我自己有稍微接觸到實驗教育，實驗教育法通過以後的確已經有較蓬勃的發展，甚至現在都有公辦的實驗教育學校了。我覺得這裡往實驗教育的方向一定是其中一個可能性，因為它就地利之便以及地方產業發展有必然的關係。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想，剛才迪迪耶提到這個地方需要經營出一個點，那如果是以實驗教育經營的話，像有些教育它基本上跟在地不會太有直接關係，其實放哪裡都可以的，那就比較危險。一般的實驗教育可能都沒有經濟上的考量，可能就是大家交學費去經營，但當它可以坐落在任何一個地方時，就像我們會去檢視現在的建築問題，通常會問說這棟建築放在這裡跟放在那裡不是都一樣嗎？就是基本上跟在地不太有關聯性，那你為甚麼這麼做？其實還是要回到迪迪耶講的紮根問題，但紮根往往是我們在經營跟做事的時候會忽略的。

● 臺灣生活美學基金會執行長賴香伶 ── 首先我先回應剛剛那位朋友，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想法，因為我們本來就希望空總是一個學習的基地，我們也慢慢開始有團隊去建構一些機制。我想大家談的就是如何建立一個具有公共性且大家可以參與的機制，這是非常重要的，也逐步地去滾動去討論，這裡面機制之一也是在龔老師所領導的共學平台，這是我們裡頭非常重要的一個核心機制，希望大家能夠常來參加。

共學平台的概念其實就是一個非典型的學校，不管是非典型或實驗性，最重要的不只是跟學院的連結，更重要的是一些民間組織，來自不同地區的不同知識甚至不同的實作經驗等，在這裡怎麼變成共學的機制。這個學習不是上對下，而是包括我們裡面的工作同仁都是藉此平台在做學習，所以我不知道它未來是否會發展成一個具體的實驗大學，但是我覺得這個共學平台本身就是一個在這樣概念之下的思考。

我個人有一個問題想請教幾位，剛剛提到的幾個問題，對我們來說是未來必須面對的，其實空總今年要面對園區的未來規劃，就是在基地上如何從過去的人文歷史紋理中去提議未來的城市發展，這塊基地的發展對這一區帶有什麼未來性的意義，不管是做為國家的門面，還是城市經濟發展的表徵，這些都是我們要面對的。剛剛侯老師談到所謂經濟的開發這件事，我相信開發的想像有很多層。那剛才迪迪耶有談到所謂新的自主經濟模式，這個模式對比傳統所謂仕紳化之下固定的經濟模式，我們希望在想像、開發未來的計劃中藉由大家的力量協助我們討論，因為這畢竟是一個很不一樣的專業。我的問題就是想問在座，這樣的基地上，它的指向是一個文化未來性的場域，那如何建構一種獨立的經濟模式？有別於所謂仕紳化這樣的經濟模式或城市開發，比如說我們不要變成六本木，那我們還有什麼可能性？第二個就是有沒有一些案例？

● 迪迪耶・弗薩・佛斯提諾 ── 大概就是三年前有個年輕人開啟了比較新的的模式，目前在經濟上來講已經慢慢達到自成一體的經濟系統。其實最主要就是一些寫程式的年輕人沒辦法好好待在公司裡寫程式，所以他們需要換個場景和不同的人進行腦力激盪，但並不是三教九流都可以，他們有屬於自己的社群，除了在線上聯絡之外，現在慢慢演變成一種地區之間的網絡，所以這些年輕人就會特別到一個地方久待，比如阿姆斯特丹，在三到六個月的時間內與來自世界各地寫程式的人一起工作，並做一些新的激盪。這些在寫程式的人中，很多人在幫矽谷的大公司寫程式，其實公司會給他們錢，但現在慢慢形成這些公司甚至會願意出錢幫助這個場所提供設備，所以現在已經慢慢成熟了。另外就是兩年前洛衫磯有個免費的建築學校，利用夏天三個月的時間從全球各地邀請教師和教授替沒有錢上大學的人進行免費教學，也是邀請各大學或各大建築公司和開發公司贊助他們。在倫敦也有類似剛剛提到的免費建築學校，當然也是跟一些建築事務所合作贊助，那我相信跟阿姆斯特丹相比的話，倫敦大概是更資本一點的城市，不管發生什麼事情，背後都有金錢推動，現在在倫敦有個比較有趣的模式是coworking space這種合作的辦公空間，主要是一些新創業的年輕人都是一人工作，他們利用不同的新科技和不同領域的工作創造不同的排列組合，有時候有一些人聚在一起工作，有時候分開，或者又加入其他專案。這是一種非常彈性的模式，透過新的社群媒體或新科技讓他們的流動非常高，所以他們有些時候就會需要這樣的空間，並根據不同的租賃長短有不同的合約，甚至還有免費的啤酒之類的。在這裡面也會提供一些社交場合讓不同背景、不同職業的人可以進行交流，這是一個非常彈性的工作環境，和傳統的辦公室、朝九晚五的工作類型非常不一樣，比較自由和有機，而且目前這個模式非常賺錢。

● 絡吳工作室 ── 剛剛Steven講到coworking這個新的工作型態，它的原型不只有工作，有時候會有co-living的成分，它們現在叫做Pocket Living，也就是短期之內可能會有一些人才來台灣三個月，在由建商提供一個場域，所以會有一個很dynamic的工作和居住的空間互享，還有虛空間的設備是可以被分享的，而且有趣的地方就是，所謂的建商本身跟都市回饋已經變得無法劃分清楚，因為它本來是不用提供免費啤酒或很好的草皮和公共空間的，但因為提供之後有更多人想要加入他們的工作，所以我覺得這提供的是公部門跟私部門之間模糊的邊界，在經濟自主性上也許是一個新的可能性和新的想像。那剛剛侯老師提到的Gorrila scale這個戰略，我提供的是另一個層次。剛剛Steven講到的的確是資本在推動的，背後的利益和經濟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比方說在北部的King's Cross這一區是一個很有趣的、很大的經濟體，這邊有大公司進駐，有總部，但是他跟當地政府談條件，也就是說一定要釋放出多少空間和多少資源回饋到當地和居民身上，甚至是能夠吸引倫敦南部的居民想要在周末到這一區走走、享受資源和空間。所以我覺得從top-down跟bottom-up 都可以來思考跟公私部門之間原本的角色提出挑戰。

● 陳宣誠 ── 謝謝講者的回應。在這個階段我用一個很小的例子分享，我有一個朋友是個材料商，但他其實是個台大化工系畢業的高知識分子，他本身是非常有條件在實驗室裡面工作的，但他畢業之後就離開實驗室，離開後他就在坊間了解大家的需求，因為現在有很多老屋改建的案子能做，這些改建的部分到底需要什麼塗料、建材或改變方式是跟大家的生活需求有關的，回到一個大家最需要和最經濟生產的原型。他把這些需要蒐集回去給待在實驗室的朋友，讓他們進行發展，所以他就發展出一些方式來幫忙解決這個需求。講一個比較具體的，鋁門窗在做老屋改建時會被拆掉，因為它的樣式、顏色可能不符合需求，可是因為鋁門窗的分子非常細所以塗料塗不上去，無法用塗料去做一些改變，所以台大化工團隊就去研究和發展如何改變鋁門窗的顏色。當這東西發展出來後形成新的經濟模式，他開始可以做這件事情。第二個例子是，因為空汙問題導致養殖業非常慘，空氣汙染的粒子會經由雨水留在養殖池裡，而蝦子和一些魚類對這些污染粒子非常敏感，容易大量死亡，在他知道這個需求之後，他跟他的化工朋友討論要研究淨水錠，這個淨水錠放到池水裡面就可以把空汙粒子隔絕和中和，而這些改變造福了許多事情。

如果我們是作為一個新的實驗室的思考，有沒有可能去指向或對應日常生活所需，或許他可以成為新的經濟發展的模態，於是這所謂的coworking space或年輕人再回來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搞不好有一個新的契機會發生。因為時間關係，我可能必須要把今天的講座中止在這個很棒的瞬間，希望今天的講座對各位有一些想法的刺激，來想像建築之外以及不只這邊的未來，是我們所處的環境和城市的未來究竟可以是什麼樣子，希望把這個問題放在大家心中，讓我們一起努力。

● Chen, Eric ──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at TAF is quite low, keeping most of the open and outdoor spaces, and it is a virgin land in Taipei City. When it faces transition, we can consider the next-step direction or development of TAF. In the first stage of the round table, I want to firstly invite Tetawowe Atelier from Malaysia to share, because they put forth an idea that if we took off the asphalt, and restored the origin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soil, what could grow out of it? This actually involves some issues of negative space.

● Wong, Wei-Ping from Tetawowe Atelier ── A lot of times, we believe architects are here to change the world, but we are really think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greater environment and how we should treat the earth. Yesterday, we took a long walk around TAF. The buildings here are not the most beautiful, but they exude a strange feeling; many things are happening here in the old architectures. Look back at the entire city, this almost empty lot has only a handful of two- or three-storied buildings. If we examined this piece of proper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roader world, what would be the best way for us to handle it? Perhaps we shouldn’t do too much; just keep it how it is now, and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We think the least harmful method is to dig up the asphalt, and allow the earth to breathe, the rain to permeate the soil, and the plants to grow back. Also, we hope to attract different species of birds or small animals. The truth is, a lot of times, our actions are very selfish. If we could look at this site more acceptingly, and organize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slowly and do something with greater possibilities, we could first reintroduce plants and animals and then see what could be done here. When a building is empty, it is the easiest to work with; when we start to put a lot of decorations, it gradually loses its functionalities. TAF has the word “air” in it, and it should be a container, in order to contain more possibilities.

● Chen, Eric ── Yesterday, Tetawowe Atelier asked one question regarding the future of TAF: “Are we still adding things? Can we do subtraction? Maybe we should allow the soil to breathe again by taking off the asphalt, so it can embrace more things?” I am afraid that we cannot reach a conclusion today, and it is still too early to describe how it should be. However, maybe from our different professions and practices, and that some of us understand this place yet are still quite unfamiliar with it, we may propose a question, regarding the site of TAF or its future development, or how it should turn out, or what kind of imagination should we have for it as a cultural lab?

● ROEWU Architecture ── An audience just mentioned that they live in the public housing to the north of the site, and they share a visual connection with TAF. I was surprised to see that Taipei has a piece of sky. In this piece of sky, you can see so many things, yet you can also see them from another building. This is something I have never seen or experienced before. My first impression of TAF was, this was not a residential area in the past. It felt like a machine. The environment, conditions, and the geometric and homogeneous buildings, are absolutely the same, and uniform from east to west, and north to south. It is not about designating what kind of events or activities can happen here; we must construct such environment, adopting an organic method, to allow different activities to naturally happen. Just like Facebook. Early on, it was just a voting tool at Harvard, but with more and more users, different ways of using it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this is how it developed into something that has a life of its own. Urbanity and city are just design of different structures, but ultimately, the important thing is what kind of things people will do in environments like this. We should organically allow different activities to happen here. So, the question I want to ask today is, how do we develop such an environment, so that these activities can naturally happen?

● Hou, June-Hao ── If you pay attention, you will notice that most urban developments never follow urban plans. Because people are living beings, and whatever planned by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mean it will be how people use the spaces. It is actually a living organization. Therefore, sometimes we look back and see how cities developed in the past, and we will be re-educated on how people coexisted with environment; were there first facilities, or facilities were built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ing course of human life. I actually support reasonable development, but people’s imagination of development is too limited. Development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aking down all things and building a new department store. Subtraction, as someone mentioned before, is also a kind of development. Or, perhaps not just subtraction; we can take away something and then add something. These are all ways of development, just that sometimes our imagination for this place is too insufficient.

● Chen, Eric ── I think a very important thing is how to involve everyone in this. What other ways can we communicate or record what we want to convey. Our Malaysian friends once told me, Taiwan is the most liberal among all Chinese-speaking countries, because back in their country, people do not have all the freedom to freely express their opinions. However, to me, this freedom is not about doing whatever you want; it is about how we can forge public awareness with greater publicness. This public awareness can turn around to guide or generate new views, new usages, or new ways of development.

● Didier Fiúza Faustino ── I just heard a lot of what you shared. Actually, one major thing about this place is that it used to be blocked off, and the general public had no access to it. So,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 now is, how do we organize many activities to attract more people to come in here. It is not about architecture or non-architecture, it is about activities. These activities and celebrations we organize are to create enthusiasm, allowing people to feel that this piece of land is finally released and open to the public. Another thing is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space and economy, because in the new century, we need the so-call economic autonomy. Before we mentioned that we often turn historical buildings into art villages in the past, attracting young creative talents to facilitate gentrification, and then we launched new developments. Consequently, the land and real estate prices went up. If we want to resist this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must enable this site to be self-sufficient economically. We need to create new economic model, so that we won’t fall into the old cycle.

● Chen, Eric ── ROEWU brought up what kind of people would come here, and Didier talked about the next stage, how people would give rise to an autonomous relation here, and what kind of new economic models to develop in the debate between development or no development. If there really should be a cycle to support this, then we need a model of economic production, in order to construct something that can fight traditional economic model.

● Audience ── After participating in today’s event, I start to have this idea, how can this space connect with Taipei’s urban vision, and link with the world, and ultimately generate some value for Taiwan. Right now, experimental education is becoming quite popular. After the Legislative Yuan passed the Three-type Acts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the practice can be expanded to experimental university. I think if we developed TAF into an experimental education university, there would be great potentials. What kind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can be established in Taiwan? Taiwan is the origin of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s, and has rich assets for diverse developments. When the experimental education university is established, we may be able to develop an innovative type of international experimental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the future. Also, if it could be a united university, which bridges universities and departments, and become an integrated platform of united experimental university, would it be possible that TAF becomes an incubation center, not only developing many curricula, but also innovatively connecting with the world.

● Lai, Hsiang-Ling, Chief Executive of Taiwan Contemporary Culture Lab ── We do hope that TAF would become a learning base. The team has started to construct some organization. I think what we have been talking is how to build a public organization that can be participated by all. This is very important. One of the organizations is the co-learning platform led by Professor Gong Cho-chun. Its concept is to build an atypical school. Whether it is atypical or experimental, the important thing is not just to connect with schools, but more importantly some private organizations; how can different knowledges or even different practical experiences form different regions form a co-learning organizations. This learning is not top-to-bottom; instead, including our coworkers, people are all here to learn through this platform, so I do not know if it would develop into a physical experimental university in the future, but I think this co- learning platform is itself a consideration within such concept. The number of questions just mentioned are what we have to face in the future. Actually, TAF will face the future plan of the site this year. That is, how to develop future urban development proposals based on past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fabrics on this piece of property. What is the future mean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site to this region? Whether it is the gateway of the country, or symbol of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se are all things we have to face. I want to ask, on this site, its direction is towards a future cultural site, then how to construct an independent economic model, something different than gentrification or urban development?

● Didier Fiúza Faustino ── Right now, in London, there is an interesting model, co-working space. Some start-up companies have only one person, and they utilize different new technologies to create different arrangements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Sometimes, a group of people get together; sometimes, they work separately, or participate in other projects. This is a very flexible model. They are highly fluid through new social media or new technology, so they will need spaces like this. They also need different contracts based on different rental terms. Sometimes, places like this offer free beer. These spaces also provide social occasions for peopl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professions to interact and exchange. It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workplace, and this model is very profitable at the moment.

● ROEWU Architecture ── Talking about this new model of co-working space, it is not just about working together; sometimes, there is a co-living aspect to it. People now refer to it as “Pocket Living;” that is, some people may come and live for a few months, on a short-term basis, and the developer provides a place, a dynamic working and living space for them to share. There are also facilities to be shared. The interesting thing is that the boundary between developers and their efforts of giving back to the city is now blurred; after they offer these spaces, more people actually want to join their line of work. So, I think this kind of spaces provides a blurry boundary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and perhaps it is a new possibility and imagination in terms of economic autonomy.

● Chen, Eric ── If we think as an innovation lab, is it possible for us to focus on or answer to the needs in daily life? Perhaps it can become a new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is co-working space may give rise to a new opportunity. I hope that our forum today will trigger some ideas, for all of us to think beyond architecture, and not just the future of TAF, but about how our environment and city can turn out to be in the future. Let’s all work together.